福建泉州：严查穿上“隐身衣”的“四风”行为正如李大大总理所言，金融不搞活，实体经济就上不来。针对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的能力。这些措施将使银行资金成本下降，可放贷资金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也将随之尊龙新版手机app。

作为全国人大监督的一项法定行使手段，执法检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柳斌杰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的要求，人大在执法检查上提高了“三度”：即增加了密度、力度和强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增长是对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最鲜明的诠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二位。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9个季度在7.4%至7.8%的区间窄幅波动，让萦绕人们心中的“保八”概念逐渐淡化。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探。 那些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共同追逐过GDP高增长，因为这一数字代表财富增加与国力日盛。突然间，我们曾经格外看重且未曾令我们失望过的GDP居然在历史低位逡巡不前，的确令人费解。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下行趋势既是客观形势使然，更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高层今年频繁提到经济已经进入 “新常态”，“新常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以前下了一个大台阶，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真正进入了经济换档期。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过程。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多数国家增速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进入4%以下的增长时期。 这是由资源和劳动力等经济增长要素优势不断被消耗后，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所决定的，中国自然绕不开这一问题，并且就中国本身而言，已经开始面临资源透支、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等棘手问题。 出现这一现状，与GDP本身无关，但与那些年我们只追逐GDP有关。在“唯GDP论”这个指挥棒的挥舞下，很多地方不惜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和经济发展畸形。 广为百姓诟病的“雾霾经济”和“拆迁经济”，便是这些代价的真实写照，这不仅削弱了经济的健康度，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 新一届政府已经从经济发展快慢思维中跳出，李大大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改革与结构调整的优先级已经重于增长。经济新常态，本质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随着简政放权、市场开放、价格改革、垄断打破等系列举措的陆续推出，改革效应势必会逐步显现，这将冲抵经济的长期增长压力。 任重而道远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短期GDP增速下调也是改革阵痛的体现。面对经济下滑压力，高层已经多次表示：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正确选择。 当然，再平衡之路既要看长远也需兼顾当下，就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GDP增速降低，蕴含的风险也自然增大，但以就业和民生来衡量，中国经济并无失速之虞，喜欢时不时唱空中国经济的外资投行也在纷纷否定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 中国经济正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相比以前能吸纳更多就业人员，考虑到过去几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约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就业市场也会保持相当稳定。 伴随劳动力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我国仍然有大量的消费潜力亟待释放，与之伴生的是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如无意外，今年将是GDP“七上八下”的第三个年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纯粹的GDP；未来，我们又要追怎样的GDP？（记者 胡健）

为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2011年12月，我国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运用来自境外的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证券市场。2014年7月，我国批准韩国RQFII投资额度8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5年9月，韩国共有33家机构获得RQFII资格，获批额度540亿元人民币，占总投资额度的68％。

“中国目前在建的核电机组在世界上是最多的。”许达哲表示，从技术水平来说，中国与世界核电大国技术发展是同步的。